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注释：① 有关民国初年修订宪法期间关于定孔教为国教的争论的具体描述可参见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188－1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不独教化易成，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
因此，要恢复儒家的传统，关键是要回到儒家的原典。[21](P72)民国之前，康有为担心的是一些人醉心于科举，而对接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兴趣不大。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所以他强烈主张改变科举的形式。即使是努力要把儒家转变为一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康有为也认为这样的翻译很不准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能是受到了严复和黄遵宪等人的影响，梁启超开始怀疑设立孔教与政治改良之间的一致性，也怀疑将儒家教会化对社会道德建设能否产生积极的影响。1912年9月和10月，康有为写了两篇《孔教会序》，开始建构他的孔教理论。同样，安靖如则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社会，民族主义有可能被用作万金油，为任何种类的错误治理辩护，而民族主义的建设性一面要得到揭示，就必须面对强大的抵制。
作为一个认同儒家伦理的加拿大公民，我显然希望儒家能够传播到加拿大，但我也认识到，自由个人主义在那里居主导地位，更不用说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希望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让我回应唐文明的一个建议，即儒家思想应该具有普遍价值。黄宗羲，这位也许是传统中国最激进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建议说，农夫应该表达他们的意见。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一批评。
从规范立场看，确实有理由担心那种为了国家富强而借助怨恨情感的民族主义。下面我尝试回答这些批评，并希望能够锻造更大共识的中间路线得以出现。
上面是说理，我也另外说一点：我在北京七年半期间，很少遇到表达出危险型民族主义的人。唐文明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反应性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儒家的批评也澄清了一点，他们并不反对别处的基督教教堂。进入 贝淡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民族主义 。
甚至有着共同的儒家遗存的诸社会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儒家不同于韩国儒家，诸如此类。虽说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相对保守的，可我没有遇见一位支持布什(George W. Bush)攻打伊拉克计划的学生或教授。如今，怨恨性民族主义常常被用于爱国教育，而不是其他。也许这是好的迹象，因为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即与我交往的主要群体，并没落入坏的形式的民族主义。
我和他一样担心，随着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强大，中国可能变成霸权国家。周濂担心，儒家对政治平等的修改，意味着保护被政府的政策所影响的外国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有可能威胁到言论自由和对其他宗教的宽容。
建立国力的道德支点是要确保政治的稳定，以便人民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无需担心物质匮乏和人身安全（这是显然不过的观点，但历史上的法家思想家似乎无视这一观点，而当今那些捍卫不顾道德来构建国力这种做法的人则根本无视这一观点）。概括说，我们——批判性知识分子——需要提防民族主义被坏政府滥用的方式，一种途径就是提倡具有道德吸引力的民族主义形式。
当时我住在北京，我觉得这样的担心是夸张的，并为此撰写了几篇文章，旨在打消这样的恐惧。唐更忧虑美国式霸权民族主义：当中国在全球舞台变得更强大，就会以类似的方式做事，他由此建议，儒家民族主义也许更有利于挑战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形式。不只中国可欲，而且整个世界都可欲。实际上，这意味着增强国家。贝淡宁，徐志跃/译 十分感谢周濂、唐文明、杜楷廷(David Elstein)和安靖如(Steve Angle)富有洞见的评论。如果儿童在学校里学习孝和仁，政府官员至少部分地受训于儒家伦理——旨在培养公共精神和清廉作风，那有什么错呢？我们只是担忧，如果其他宗教和伦理体系无法表达，而儒家建立制度化宗教的提案并不对宗教宽容的理想构成根本威胁。
临近2008北京奥运会之际，许多西方分析家担心，该项盛事会成为中国危险型民族主义的表达渠道。不论是好是坏，好战的、鹰派的民族主义似乎很有市场。
他注意到，历史上儒家思想家从来没有提倡自由言说的权利。但这种差异可以从道德观点得到辩护，而对儒家民族主义为损害重大公民自由作辩护的担忧也许是夸大其词的。
总之，与我原来文章中所言相比，儒家民族主义也许确实与自由民族主义有更大的差异。我当时预测到，2008奥运不会像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样高唱美国第一那样的民族主义赞歌，而是会宣传文明礼貌，以及对外国游客和运动员的欢迎态度，包括来自与中国有过冲突历史的那些国家的客人，这样的取向恰恰会抑制令人反感的民族主义表现。
这需要时间，这过程将包括进两步，退一步，但是，如果中国在践行自己所宣讲的儒家伦理上做得很好，其他国家会越来越被儒家伦理所吸引。但理论上，根本不相容。入侵的发生在当时确实得到坚实的民众支持，但人民其实是被蒙骗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谎言最终被揭穿，而在人民心里灌输进的基地组织与伊拉克政权存在联系，也被认为是宣传攻势。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就在入侵伊拉克之前一段时间），我也有同样的印象。
唐文明的取径极为不同。周濂提醒我们，儒家不能仅仅由其理想来评判，而应审核理想在历史上是如何表明自身的。
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从道德观点看，蒋庆的提案是否存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承认，就如安靖如指出的，儒家民族主义在不同语境将具有不同的特点。
他认为，对民族主义的此类忧虑更多来自西方对中国的恐惧，而不是来自中国的现实。唐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是此类担忧的原因，担忧与其归于现实，不如归于西方对中国的误识。
当然，我也同意，儒家民族主义可以并且应该挑战霸权主义。正如基督徒认为基督教价值观优于其他宗教的价值观，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价值观优于其他政治价值观，儒家信徒也相信儒家价值观优于非儒家的价值观。但那不一定就是坏事情。不过，其他西方国家并不采纳这样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言论自由观。
而唐建议，儒家民族主义在挑战美国霸权主义上或许是有帮助的。不过，我还是对当下的民族主义不太乐观，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更好的建议。
但它确实可以防止那些试图压制批评错误政策的言论的统治者，这是最重要的关切点。而儒家尚未完成这样的任务：安靖如同意牟宗三的观点，即在历史上的儒家传统中根本找不到据理对公民或政治权利的直接辩护（尽管安靖如进一步认为，牟宗三的自我坎陷之辩加以修改就能提供这样的辩护）。
在这方面，我原来的观点也应该退让。这是在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下完成的。